云南报销案：为国平叛，为啥报销军费还要“孝敬钱”？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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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谢承汇

策划：谢承汇

责编：马戏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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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中法战争那篇，笔者讲过一次晚清党争，直接导致大清这边底裤都漏出来了。还是那期节目里，我提过一个云南报销案。说起这个案子，也是清末党争的一个体现，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法战争的一个引子。而且，通过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直观的感受到晚清乱象。

公元1882年，光绪八年，云南地区从同治帝时期就开始的漫长的农民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了。所耗费的钱款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于是云南巡抚杜瑞联决定向朝廷报销军费等开销。

这里简要讲一下清朝的地方财政制度，朝廷每年只给各省官员工资，地方上的其他花费都是省里自己先垫上，之后再来朝廷报销，这就是所谓的“奏销”制度。比如说直隶，山东这种近点儿的省份，可能每年都来报销一次。而云南这种老苦边穷地区，就得攒好几年来一次。包括镇压地方叛乱，从招兵到筹饷，都是云南地方先垫上然后记账，等叛乱彻底平息，再来京城报销。

◇ 满清入关后，其财政制度也延续自明朝，图为《钦定四库全书》收录的雍正设立的会考府的上谕。在康熙时期，统治者就意识到奏销制度的漏洞，到了雍正时期设立会考府就是为了更加严格的核查奏销过程中出现的贪腐问题，可惜成效寥寥。

但报销这事儿毕竟过钱，所以云南巡抚杜瑞联派自己的心腹崔尊彝和潘英章到京办理。崔潘二位也是会办事儿，带了10万两雪花银来京办事儿。

怎么报销公费，还得带着钱？这不就是为了孝敬京官么。这种情况其实在大清是一种明规则。这帮人平时俸禄不高，就等着地方来办事儿从中捞油水。如今云南报销军费这么大事儿，指定玩命要钱。

崔潘二位来到北京，在大理寺少卿兼军机章京周瑞清的介绍下，找到户部主事孙家穆，求他帮忙。

◇ 图为道光八年，安徽徽州府婺源县五十岁的胡巍峯花了一百二十两捐了个监生，户部下发的执照

孙家穆一看就（开）直（始）摇（表）头（演）：云南这事儿，太复杂。打了这么多年仗，各种花费这么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老大人哪有空给你细看。随便有人说你账目不清，你就得回去重弄。你俩找我找对了，这样，给我13万两银子，这事儿我给你搞定，而且保证立刻马上办理。

孙大人说得有道理。大清的官僚风气早就完蛋了，像是账目不明，拖着不办的事儿太多，有些省份甚至要花上三五年，甚至更久，才能把钱报销。这中间省里官员指不定都换了几批。

崔潘二位一听，要是能赶紧办了最好，但13万两确实给不起。一来只带了10万两，二来云南这么多年打仗，早没钱了，再追加3万两真拿不出来。孙家穆一点儿不慌，一口咬定就13万，少一分这报销就没戏。

◇阎敬铭（1817年~1892年3月7日），字丹初，陕西朝邑赵渡镇（今陕西省大荔县朝邑镇）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晚清大臣。阎敬铭理财有道，为官清廉耿介，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之一，有“救时宰相”之称。

就在双方因为10万还是13万相持不下的时候，朝廷里面出了点事儿。

户部尚书要换人，新任户部尚书叫阎敬铭。说起阎敬铭，这位大哥有两下子，清正廉洁，尤其看不了手下人贪污，又号称晚清理财小能手。他这一走马上任，户部这里面的脏事儿肯定瞒不过去。

于是，崔潘孙这三位都有点儿慌，于是，三人达成共识，云南这笔报销必须在阎敬铭上任前搞定，等他上任，不落个人财两空就不错了。因此，孙家穆改口只要8万两。崔潘也知道不宜再拖，麻溜交钱办事儿。很快，报销手续就办完了，就等光绪帝批准。崔潘二人顿觉一块大石落地，回云南复命。

好巧不巧，就在崔潘二人回云南的时候，朝里又出事儿了。他们找的中间人，大理寺少卿周瑞清被御史弹劾了。理由是私收贿赂，帮云南办理报销事宜。这件突然的反转，就牵扯出惊天大案。

按理说，每年户部经手各省的报销多了，回回都得贪点。云南这8万两不算多的，怎么偏偏这会儿有御史弹劾？还是俩字儿，党争。

◇ 王文韶（1830～1908年），字夔石，号耕娱、庚虞，又号退圃，祖籍浙江上虞梁湖，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末大臣。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初为户部主事，同治间任湖南巡抚，光绪间权兵部侍郎，直军机，后任云贵总督，擢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奏设北洋大学堂、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即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等，旋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官至政务大臣、武英殿大学士。

前文讲了，新任户部尚书阎敬铭还没上任，这会儿户部不能没人负责。于是户部有个临时负责人叫王文韶。这个王文韶在晚清很重要，未来的军机大臣，立场有点儿偏向洋务派，但此时还没崭露头角。而当年晚清的党争基本就两派，洋务派和清流，御史言官自然属于清流。凡是立场偏向洋务的大臣，都是他们的攻击对象。

这会儿王文韶临时负责户部，又偏向洋务派，清流们自然要给他一个下马威。于是明着弹劾他的手下周瑞清，说白了就是冲着王文韶去的。

在御史言官有鼻子有眼儿的描述下，说周瑞清跟京城不少票号有来往，近些日子经常去一个叫天顺祥的票号，估计是拿赃款去了。清朝有个规矩，风闻言事，御史只要听说点儿事儿，不用真凭实据，就可以写折子弹劾。所以这次御史弹劾周瑞清的也没什么真凭实据。但御史弹劾了，就得查，尤其里还涉及云南军费这么大的事儿，连慈禧都惊动了。太后命令刑部严查此事。刑部不敢怠慢，把涉案的周瑞清以及票号掌柜都抓起来审问。

周瑞清当然是撇清关系为要，但票号掌柜一下子都招了。说是云南有两位官员，近些日子确实来取过钱，不过票号有规矩，客户取钱干嘛，人家不管。没辙，只能把已经回云南的崔潘二位紧急抓回北京，听参。御史言官一看，这事儿走到这一步得加把火。又上书一本，这回直接弹劾王文韶，说他才是真正的主犯，周瑞清是顶雷的，王文韶贪污巨款，帮助地方，这里面不知道云南黑了朝廷多少银子，现在应当严查重判。

诸位明白，王文韶是真冤枉，这事儿跟他真没关系。但当事人不清楚，在御史言官的施压之下，慈禧不得不派翁同龢查办。为什么说慈禧是不得不呢？老太太当然知道这就是党争，心里也不想闹大，奈何祖宗规矩，风闻言事无罪，而且你不查出点儿什么，这帮清流不会罢休。

◇ 翁同龢晚年画像

翁同龢找到几位写折子的清流，向他们详细咨询此事。这事儿还被翁同龢写在日记里，也多亏如此，我们后人可以看到当时的清流到底什么样。

翁同龢问：这事儿有没有真凭实据？御史们答：我们也是听说，不过我们的职责就是把听说的不法之事真实上报。言外之意就是我们不管真假，泼脏水就是我们的工作。翁同龢又问：既然是贪污受贿，中间必然有钱财来往。那你们知道这里面都是谁跑前跑后么？御史们说：不知道，这种事儿他们也不会让别人知道。

这话把翁同龢气乐了：他们不让别人知道，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御史说：现如今北京城都传开了，京城贩夫走卒之辈都在说这事儿，我们当然知道了。翁同龢最后问：那有没有确凿证据。御史言官异口同声：没有！翁同龢让几人走了，私下里说，这就是党争。可见翁同龢也被清流整的无语，只好如实上报慈禧，建议此事儿大事化小。

慈禧也是这个想法，于是拖着这事儿不办。谁知道，清流派眼看此事要不了了之，第三封弹劾奏折又交上去了。这封奏折来头不小，是一个叫邓承修的御史写的。这邓承修外号“铁汉”，是出了名的轴。奏折里说王文韶道德败坏，编排了十几条罪名弹劾王文韶。面对这封奏折，前两次泰然自若的王文韶也坐不住了，主动向朝廷提出辞职。慈禧知道他冤枉，加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不能真让他走。于是驳回王文韶的辞职请求，清流们的第三波攻击就这么被王文韶以退为进化解了。

可就在王文韶辞职被驳回的第二天，事情又出了反转。

云南报销案从春天案发，到此时已经入秋了。涉案票号掌柜一直被关在刑部大牢，现在扛不住了。又抖出一个秘密。票号除了收付钱之外，还受托给周瑞清了一封信。清流们大喜过望，声称这封信里肯定有大秘密，一定是受贿凭证。朝廷只好让周瑞清把信交出来。交出来一看，无非是正常公务文书，说让周瑞清帮忙，在京城办理报销案。至于钱的事儿只字未提。

◇ 光绪年间的官银票

不过这中间有个小插曲，在听说票号掌柜的招供之后，户部里突然跑了几个刀笔吏，于是清流再次上书，说这几个刀笔吏肯定是这中间具体办事儿的人，如今畏罪潜逃。清流请旨朝廷，重新审查云南报销的金额，看看到底有无问题。

这一查不要紧，虽然云南报销的手续没啥问题，但一帮人在户部折腾半天，有个胆小如鼠的刀笔吏张瀛就交代了，曾听说崔潘二位在办事儿的时候说过类似“高抬贵手”的话，还亲眼看见几个同事拿了钱，具体拿多少就不知道。

又了张瀛的供词，这下不用清流们再废口舌。既然户部有问题，那你王文韶自然不能豁免。于是，以家中有老人需要赡养的名义，再次向朝廷请辞。慈禧太后也知道六部贪污问题是个潜规则，跟王文韶没啥关系。于是驳回王文韶的请辞，让他接老人来京城居住。眼看王文韶没被罢官，清流还是不依不饶，那位著名的张佩纶站出来，上书朝廷，说王文韶劣迹斑斑，如今云南案件没查清楚，如果不罢免王文韶，这事儿不可能真相大白。

恰在此时，意外再次发生。前文提到的，云南赴京办理报销的崔尊彝死了。好巧不巧，他死的时候正是在一个多月前，得到旨意回京听参的时候。地方官员不知怎么，拖了一个月才上报朝廷。他的死，又给了清流们新的说辞，他们说崔尊彝肯定是畏罪自杀，地方官员知情不报，这里面肯定是王文韶从中作梗。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王文韶肯定保不住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让他回家赡养老人。王文韶也明白，出了北京城，就在天津住下，观望朝中局势，最后被降职两级留用。周瑞清因为贪污，所谓证据确凿，惨遭革职。

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在此案件中得脏银7000两，按大清律规定应处绞，考虑到脏银已全部退交，判处杖一百，流二千里。太常寺卿周瑞清得脏银5000两，已全部退交，杖一百，流二千里。以上二人，均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 

至于云南来的崔潘二位，崔尊彝已经死了，但仍给予革职处理，侵贪之银，向其家属名下追交，如不完交，即行查抄其家产。潘英章按监守自盗论罪，流三千里。

闹得沸沸扬扬的云南报销案这才结案。

◇ 张佩纶照

总的来说，清流们几次三番上书弹劾，最后还算成功。不过，也通过此事，给了他们一个错觉，清流们想咬谁都行，对方不死也得扒层皮。之后事实也类似，两年后，中法战争前夕，慈禧太后利用清流们成功让恭亲王奕䜣卷铺盖卷回家，最后落得惨败下场。而在中法战争中叫得最凶的清流主力张佩纶，把福建水师搞的全军覆没，落得流放西北。

再往后，王文韶痛定思痛，为人更加圆滑。1898年入职军机处后，为人相当谨慎，连慈禧太后都给他一个“油浸枇杷核”的绰号，形容他的圆滑。

最后，对云南报销案我只有两字评价：荒唐！奏销制度本是清廷为控制地方财权而设立的，但这个制度从根儿就给了主事官员权力寻租的巨大空间，你想让一个长期处在饥饿状态下的难民，看着一笼屉的肉包子不吃，这是在挑战人性。

在没有外力冲击的情况下，低效的奏销制度还能勉强支撑帝国的运转，一旦面对接二连三的降维打击后，大清统治者只能被迫抛弃奏销制度，转型接轨到现代财政体系。在帝国处处需要用钱，急需裱糊匠们“师夷长技”之时，清流派利用风闻言事的特权，处处掣肘洋务派。在这种情况下，大清王朝还能挺到1911年才覆灭，真是老天无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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